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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宾

等闲识得东风面 万紫千红总是春

 
 
 

日志

 
 

第一代股市大鳄发家史  

2010-01-19 21:31:00|  分类: 股市风云二十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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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股市风云二十年》一书  已出版

 

根据地和先烈
交易所是1990年开张的,但资本江湖却在早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渐渐汇流成河了,在交易所还没成型之前,中国股市的第一代爆富神话就已经诞生、并开始流传了。在两大交易所成立之前,上海、深圳的股票黑市已经风云跌宕了。
文革时期咱国家讲的是“既无外债又无内债”,证券这个东西少见的很。1981年,财政部首次发行国库券,这才揭开了新时期中国证券市场新发展的序幕,才算让证券行业有了自己的场子。
如前文所说,到了1980年代中期,多家公司相继开始发行股票,成都工展、深圳宝安、北京天桥、上海飞乐等股票相继出现,证券行业的场子有所扩展。
1985年1月,上海延中实业有限公司成立,并全部以股票形式向社会筹资,成为第一家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的集体所有制企业。
有了股票,有了在社会上流通的股票,那自然就需要交易场所了,上海、深圳交易所那是后来的大手笔,早年间,老少爷们想玩股票,得去黑市,好似投机倒把的黑户商贩。
1986年9月26日,新中国第一家代理和转让股票的证券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宣告营业,尽管场地不大,在以后股市火爆的时候,经常挤的密不透风,但老少爷们好歹有了地盘了,这可算是中国股市的第一个根据地啊。
1987年我国首家证券公司———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成立,不过这个“第一券商”以后的发展历程可颇不顺利啊,算是成了行内的先烈了。
其后,上海陆续成立了申银、万国、海通三家证券公司,其中申银由上海人民银行操办,万国是股份制证券公司,海通证券由交通银行操办。全国各地证券公司也相继成立,但都多依托在银行门下。虽然在以后的几年里,证券行业相继脱离银行系统,但两个行业中早年间的这种血脉、人脉,是中国股市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特色。


大户与大鳄
大江湖里出大鳄,小江小河里照样有动物凶猛,早年间虽然交易所还没成立,但依托着几个小小的交易门面,沪深两地的股市照样是风声水起,群鳄纷呈,多空大决战、政策、技术照样拼死搏杀,手法更彪悍。
只可惜这第一代的老江湖,到现在没留下几个了,二十年股海生涯,不死者几稀?哈哈。算下来众所周知的只有两个标杆性的人物从那时候一直奋斗到了现在,一个散户--中国第一散户杨百万杨怀定,一个大鳄--阚治东。
杨百万历经几轮牛熊,虽然还进出股海,但现如今已经被人评为“靠讲课、卖书、卖软件赚钱,做的股票尽赔钱”;阚治东则历经申银、南方证券,曾在1996年炒作“陆家嘴”等“两桥一嘴”概念时名动天下、风头无二,最终却因南方证券坐庄“哈飞、哈药”折戟沉沙。留下的尚如此,那些被大浪淘沙淘走的,就更可想而知了。都是后话了,暂且不提。
杨怀定的故事,中国散户快耳熟能详了。1950年生人,一直在上海铁合金厂当工人,工资先是每月36元,后来涨到了每月53元工资。1988年春节,杨怀定这年38岁,厂里仓库丢了一吨多铜材,因为杨怀定妻子承包的电线厂所用原料是铜材,弄得杨怀定一下子成了重点怀疑对象。后来虽然小偷被抓住了,冤情被洗刷了,但杨怀定心里总有点不舒服。1988年3月,他辞职了。
辞职后,杨怀定便投身到了买卖国库券的生意之中。1985年期的国库券开盘价104元,利息率15%。站在交易所门口的杨怀定,心里开始盘算起来,今天带来了两万元,如果两万元全部买下,一年就有3000元利息。而存在银行的利率是5.4%,全年利息1080元。那多出来的近2000元,远远超出在工厂的工资。于是他果断地把带去的两万元钱都买了国库券。
杨怀定以后描述当时的心情是,“买是买了,但是心里忐忑不安,害怕跌。下午就迫不及待地跑去交易所看行情,一看,发现涨到112元了,我赶紧卖了,赚了800元。”一年的工资到手了,杨怀定心放宽了些,又开始突发奇想:如果我能把104元的国库券买回来,再以112元的价格卖出去,不就可以赚钱了吗?由于当时全国有7个城市都开放了国库券交易,杨怀定决定打听一下其他城市的行情。“那时候国库券行情属于国家机密,但当天的解放日报报道了上海的开盘价和收盘价,以此类推,各地的党报一定会报当地的行情。”杨怀定立即跑到了上海图书馆,翻看全国各地的党报,终于查到安徽合肥当日国库券开盘价94元,收盘价98元。
于是连夜去合肥,一个来回,两万元的本钱一下子变成了2.2万多元。跑了几次以后,杨怀定尝到了甜头。之后,杨怀定来回穿梭于山西、福建、河南等地,采用蚂蚁搬家的方式把国库券源源不断地搬到上海。一年就赚100万,在80年代里对许多人来说成为万元户都是遥不可及的目标时,杨怀定发了,杨怀定这三个字渐渐被人淡忘,取而代之的杨百万却名动天下。资金量做大以后,他不再亲自到外地跑了,雇了几个人在全国各地跑,他坐在上海用电话遥控。
这些人每到一地,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听当地的国库券行情。杨百万说:“用现在的话讲,我就是买信息。我变成信息中心,知道哪里价格最低。我指挥他们从最低的地方开始依次买进,越买差价越小,最后回到上海卖出。人换班休息,资金不闲着,每天在滚动、膨胀。”

大手笔的国库券买卖
无独有偶,杨百万在国库券市场里打鱼捞虾的时候,阚治东也看中了这个市场,一出手就是纵横捭阖。看,这些人都能注意到国库券里面的商机,聪明人的眼光往往有相通之处。
当时阚治东还在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信托投资公司当副总经理。1988年,国库券开始流通了,阚治东就在工行系统组织了全国第一个国库券报价中心,有36个单位参加。每个单位每周发电报到上海,报出国库券的买进卖出价,上海汇总后再返回。这在当时已经是先进、高效的交易网络了。比杨百万雇人全国打听行情的方式先进多了。
1989年底,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北方信托投资公司听到风声,人民银行所属的信托投资公司都要撤销,但他们库里还压着1000多万的国库券。该公司就联系到阚治东,希望把这些国库券变现。
报价后,阚治东觉得很合算,1000万国库券全数拿下。这1000多万元国库券,一次就为阚治东赚了百万以上的利润,也为申银公司的原始积累打下了底子。
一笔生意利润百万,再对比下杨百万,你会发现个人的力量总是渺小的,但杨百万赚的钱归自己,阚治东赚的钱归集体,可如果没有阚治东呢?集体能赚到这笔钱吗?当然没有组织的资金,阚治东和组织同样也赚不到这笔钱,功劳想不明白,最后的利益分配就难以进行,组织和个人的激励机制是差别巨大的,责权利三者的平衡问题,这一点到现在也还是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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